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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从诞生之日到如今
，朝朝编纂，代代续修 ，绵延不辍
，已有2500年的历史 。据1985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我国现存旧地方志8264种、12.32万卷 ，占全部古籍总数的10%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今重要图书总汇
，存“经 、史
、子、集”17.8万卷，其中地方志著作是史部著作的4.41倍。

1 、周

方志很早就受到了重视 。《周礼·诵训》上记载：“掌道方志 ，以诏观事 ”
。当时
，“诵训
”这一官员的职责就是为王述说方志所记述的四方之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以便于治国。

2
、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 。郡 县志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

3、两汉

朝廷命令地方官府 ，把记述郡国地方的山川 、物产
、贡赋、风俗等情况的“郡国地志”
，随同“计书 ”报送太史府。刘秀做了皇帝后，为表彰他的家乡南阳 ，诏令撰作家乡风俗志书 。由于帝王 、朝廷的倡导
，“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
。此后 ，郡县编纂志书的风气大兴。东汉的郡县地志
，随同郡国的“计书”上报朝廷，大多保存在兰台 。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 ，才有可能利用这些郡县志书资料
，写成了著名的《地理志》。可见两汉时期，曾经编纂和保存了大量的郡县地志
。据古籍记载 ，如《寿春记》
、《巴郡图经》等等，都是著名的志书
，并为后人所征引。

秦汉以后，地方志逐步发展和充实 ，发展为舆地图、图经 、图志、图记
、地记和郡国之书 。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正史；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东汉光武帝刘秀诏令撰修的《南阳风俗传》
，是我国官修地方志书的开端
。

4、魏 、晋和南北朝

魏
、晋和南北朝时期编史修志之风盛行。地方豪门势力为了炫耀一方，不仅修家谱 ，还修地方志
，于是支持官府，或是私下纂修地方志；地方官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统治一隅之地 ，也乐于修志 。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书
。

当时大多叫做“地记 ”
，著名的有《娄地记》、《冀州记》和《会稽记》等。晋人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是目前保存下来较早的一部私人编修的地方志书 。该书内容翔实 ，已有一定的“义法
”
。后人编修云南 、四川等地的志书
，往往“据以为典则”。

5
、隋

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 ，条其风俗、物产 、地图，上于尚书 ”
，从此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竞相仿效 ，由朝廷或官府出面来编纂地方总志 。渐渐地修志也就成了历代官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了
。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朝曾经编修了《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卷
，《区域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 ，“其余记注甚众
”。可见隋朝曾经编修了相当数量的地方志书 。

6
、唐

朝廷规定：各州郡的图经
，每三年编修一次，并报送尚书省。以后改为五年编报一次
。如果州县有所变动 ，山河有所改移
，则不在五年之限。唐王朝先后还编纂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全国性的志书 。《括地志》一书曾“博采方志”
。《元和郡县图志》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编纂的，在各道之下 ，均记述了郡县的基本情况。这从侧面可以说明唐代州县志书的编纂
，是比较广泛的，如果没有郡县志书作为基础 ，全国性的志书是难以编成的 。

7 、宋

朝廷重视图经的编纂，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
。各名郡大县都编修了图经
，有些郡县数次编修。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 ” 。大中祥符年间 ，李宗谔撰修《祥符州县图经》
，计一千五百五十六卷
。该书是以各路州县所报送的图经为基础编成的，成为北宋州县图经的总汇。宋徽宗大观年间 ，朝廷置“九域志局”
，专门从事志书的编篡工作，这是史书记载较早的专门修志机构 。

宋朝三令五申编纂图经 ，大大促进了地方志书的发展
。“州县皆修图志
”。当时编修地方志书相当普遍 。宋代流传下来的府
、州、县地方志书
，远远超过了它的前代。其中著名的有《三山志》 、《新安志》、《剡录》等等
。南宋时期修纂的乾道《临安志》，记载了宫阙官署
、沿革、星野风俗 、州境
、城社、户口 、学校
、物产等等 ，书后还附有亭、台 、观
、阁、轩等。

传说当时朱熹到江西某地上任
，当地属官搜肠刮肚，准备垂询 ，并备礼载酒，远远跪接 。谁知朱熹撩开轿门
，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众人末料到这一着，面面相觑 ，悔之莫及
。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
，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先交接地方志书。

8 、元

地方志的编修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元朝廷在地区方志的基础上
，编纂了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记载全国范围的内容 。还诏令各省
、府、州 、县编纂了一定数量的志书 ，比较有名的有《镇江志》、《四明志》等等
。著名的农学家王桢在任旌德县尹时
，纂修了《旌德县志》，并用木活字印刷。

宋元时期 ，志书的体裁也由历史
、地理的记载向更高更广的水平发展起来
，地方志体裁和形式日臻完备 。

9、明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
。

明代是我国地方志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 ，明廷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书。由朝廷颁布修志凡例，体例全国统一 。全国修有《一统志》
，省有总志，有通志 ，都是官修
。省以下有府 、州
、县志
，有官修也有私修。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志向远大的平民皇帝，称帝立足不久 ，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便命儒士编修一统志 。后又命各地将城池、山川 、关津
、水陆道路等编报朝廷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
，朝廷下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
。此后，各郡县有志 ，“实始于此 ”。明万历年间
，已有人盛夸“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
”(乾隆《满城县志》序) 。当时 ，有些府县志书
，编修多次
。关于专志的编纂，也相当普遍。现存明代志书约有上千种 ，其中以县志为最多 。

东港区地域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部县志《日照县志》，就是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知县杜一岸主持编修而成
。

10、清

清代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 。清代修志的规模是空前的
，清代康熙 、乾隆
、嘉庆三朝三次重修《一统志》，清政府还一再诏令全国各州县修志 ，雍正时更规定各省府州县志要六十年修订一次
。因此
，我国历史上清代编纂的地方志最多。

清王朝在全国巩固了统治地位后，地方官府就积极倡导修志了 。顺治年间 ，河南巡抚发动修志
，当时的十二州九十五个县，基本上都编修了志书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 ，玄烨下令编修一统志
，并命各省及府、州 、县编纂志书。雍正
、嘉庆年间，清王朝又先后下令编修一统志和省通志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州县志书的发展。光绪年间 ，学部下令编修乡土志
。不少州县的乡土志内容编纂得比较简明。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还编修了相当数量的乡镇志，如《南翔镇志》、《乌青镇志》 、《杏花村志》等等 。清代方志鼎盛的原因 ，主要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，同时
，时势造英雄，一批著名学者在地方志工作中脱颖而出 ，如戴震、钱大昕
、章学诚、李慈铭等
。据初步统计
，现存的清代志书，约6000种 ，占现存旧志总数的75％左右。著名的志书有《灵寿县志》 、《遵义府志》
、《六安州志》、《永清县志》 、
、《亳州志》等等 。

清代官修的州县地方志书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很丰富
。其中关于地理、自然资源 、自然灾害
、科学技术、农民起义 、典章制度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 ，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四大名砚

《春秋》：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
。

《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
，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 ，简称《春秋》 。

《资治通鉴》：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 ，由北宋司马光等人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 。共21卷，包括《周语》
、《鲁语》、《齐语》 、《晋语》、《郑语》
、《楚语》、《吴语》 、《越语》
，是分国记载一些重要史事的国别史史书，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

什么是正史？

正史是封建时代官方钦定为正宗的史籍 ，以各家对正史的注补校订之书为附庸
。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
，至《隋书·经籍志》将《史记》
、《汉书》等以帝王传记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居史部书之首 ，后世相沿不改。清乾隆年间
，遂诏定自《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确定凡不经皇帝批准的史书不得列入 。也就是说 ，凡是列入正史类的史籍
，都是经过严格选择的，不是所有纪传体的史书都可以列入正史类
。同时 ，历代列入正史类的史籍
，也并非仅有纪传体史书一种体裁，一些编年体史书 ，在有些朝代也被列入正史之中。如《明史·艺文志》就以纪传、编年二体，并称正史 。

什么是霸史？

霸史指凡记载称霸一方 、割据一地的非正统政权历史的史书
。霸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中
，《隋书·经籍志二》中云：“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 ，九州君长
，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 ，或假名窃号。……当时臣子
，亦各记录 。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
、华 ，始命司徒崔浩
，博采旧闻，缀述国史
。诸国记注 ，尽集秘阁。尔朱之乱
，并皆散亡 。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如《十六国春秋》 ，既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材料，也是北魏崔鸿所著的一部霸史。《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区分为十三类
，有关十六国史的著作大都列入霸史类 。

什么是别史？

别史是区别于正史、杂史，私撰纪传体记载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 ，如《东观汉纪》 、《东都事略》
、《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。由此可见
，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 ”的说法
。别史之名
，创始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用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 ，下不至于杂史
”之书。其后《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有此项 。

什么是杂史？

杂史泛指我国古代私家著述的史书
，是以记载带有掌故性见闻为主的史书
。它不同于纪
、传、表 、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 ，博录所闻
，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 ，包括家史，外史
，小史，稗史 ，野史
，逸史等类别 。杂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杂史叙》中说：“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 ，迂怪妄诞
，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 ，必博采广览
，以酌其要 。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叙》认为杂史：“大抵取其事系庙堂 ，语关军国
，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 ，只一家之私记。 ”由此可见，杂史大多可以成为正史的补充
，尽管所记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有时并不一定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我们也可以借助杂史了解到一些事情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在正史春秋笔法似的文字下面还隐藏了哪些历史真相 。

砚台既是实用之器
，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不论是收藏界、鉴赏界
、砚雕界 ，还是学术界
，都盛行“四大名砚
”之说。如著名砚雕家、砚史学者刘演良称：“自唐以来，我国出现了端 、歙
、洮、红丝四大名砚 。以后 ，澄泥代替了红丝……”(《名砚的鉴别和欣赏》
，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又如台湾历史学者嵇若昕认为：“宋代是雕砚工艺史上的辉煌时代 ，此时端 、歙
、红丝、洮河四种石砚为当时四大名砚
，后因红丝石停采不出，遂把陶质的澄泥砚补入 ，仍为宋代四大名砚 ”(《双溪文物随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版
，第94页)
。更有甚者，为了论述所谓的“四大名砚
”在历史上早有成说 ，而误读史料
，如安庆丰说：“我国‘四大名砚’之说究竟又起源于何时?目前公认的看法是出自北宋苏易简的《砚谱》，其曰：‘砚有四十余品 ，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
，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 ，甘肃洮河石为第四’。”(《中国名砚·洮砚》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事实上 ，苏易简《砚谱》根本就没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 ”之语 。

综合各家所论
，其说“四大名砚”在历史上的形成，有唐代说 、宋代说
、明代说三种
。其说“四大名砚
”的砚种和排列顺序大致有红丝砚、端砚 、歙砚
、澄泥砚和端砚、歙砚 、洮河砚、澄泥砚二种。其说红丝砚在宋代以后退出“四大名砚”后 ，则又有洮河砚补入说和澄泥砚补入说二种 。

也有对“四大名砚 ”说渊源存疑，但仍承认有“四大名砚
”者
，如傅绍祥《中国名砚·红丝砚》称：“实际上，‘四大名砚’之说 ，其渊源难以考证
。……笔者贸然推断
，可能是唐人因对当朝前后相继出现的歙砚
、端砚、红丝砚 、洮河砚喜爱而自然而然成习惯之说，遂流传于后世”。吴笠谷《名砚辨》称：“‘四大名砚’称法的始作俑者 ，一时难考 ”
，但又认为“客观而论，‘四大名砚’之因缘际会不同 ，影响各有消长
，但皆属砚史上公认的著名砚种，排名前四也属实至名归
” 。

当然 ，也有不谈所谓“四大名砚”
，比较客观地叙说砚史者，如民国年间赵汝珍所撰《古董辨疑·古砚辨》称：“书史所载之砚石 ，不下百余种……惟砚之可贵，除本体外
，尚有因作工之佳者，刻面之妙者 ，或名人所遗者
，或掌故所关者，原因甚多 ”
。又如广陵书社为再版《阅微草堂砚谱》《归云楼砚谱》等写的出版说明称：“隋唐以后 ，由于造墨技术的发展
，对砚质要求高，相继发现名砚石 ，并有了端砚
、歙砚、红丝砚 、洮河石砚
、澄泥砚等名砚
”。

从总体上看
，“四大名砚”的说法，似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 ，但事实上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四大名砚 ”之说 。各种所谓的“四大名砚
”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检索历史文献，我们发现 ，历史上对各种砚台或名砚的排序与品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，相关砚史、砚谱从总体上对砚台进行论说
，在论述中有先后的排序，但并非名砚的排名 。

北宋米芾所撰《砚史》是现存最早的专门化的砚史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称
，该书“备列晋砚 、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 ，中记诸砚
，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。而于端
、歙二石 ，辨之尤详”
。书中所记25种砚台、砚石(实际上只有25种
，青州青石砚重复二次论述，未加辨别) ，其论述依次为玉砚 、葛仙公岩石
、华严尼寺岩石、端砚 、歙砚……“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
，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 ” 。可见其既不是当时所有的砚石品种，也没有名砚排名的意旨
。

南宋高似孙所撰《砚笺》第一卷记述端砚 ，第二卷记述歙砚，第三卷记述其他各砚65种。他对端砚、歙砚各用一卷的篇幅记述
，说明了对此二种砚台的重视，其他则看不出对某种砚台的特别钟爱或已经形成了排名 。

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西清砚谱》 ，凡二十五卷
，“其序先以陶之属，上自汉瓦 ，下逮明制
，凡六卷
。次为石之属，则自晋王廞璧水砚 ，以至国朝朱彝尊井田砚
，凡十五卷。共为砚二百” 。分析《西清砚谱》的文本，我们注意到：其卷一至卷六的“陶之属
” ，分别记述汉未央宫东阁瓦砚
、汉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八棱澄泥砚等
，并没有将“澄泥砚”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卷七至卷二十一的“石之属 ”，是对石质砚台的著录。其中 ，卷七至卷十五分别按历史年代记述，卷十六至卷二十一是无法判明纪年而按石种记录
，这种按石种的记录，或许能够体味出编纂者对名砚的排序 。最先著录的48方砚台均为端砚 ，接下来记述的是红丝砚 、龙尾石砚
、歙溪石砚、洮河石砚 、雘村石砚
。但这也只能看出一种倾向
，同样不存在“四大名砚
”的排序。

第二，相关论述曾对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名砚有过排名 ，但并非所谓的“四大名砚” 。

最早论述名砚的是柳公权
，《旧唐书·柳公权传》称：“(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 ，研墨易冷
，绛州黑砚次之 ”。宋代以后，有关评论渐多
。宋人罗愿《新安志》巻10《叙杂说·研》称：“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载研四十余品 ，以青州红丝石第一
，端州斧柯山第二，龙尾石第三 ，余皆在中下。
”(按：现存苏易简《文房四谱》没有这样的记载，当有脱文)如是
，共列出了红丝砚
、端砚、龙尾砚(歙砚)三种 。《新安志》引蔡君谟《文房四谱》称，端砚 、歙砚之外 ，“余不足道也”
。如是
，则只有端砚
、歙砚两种名砚。

《文献通考》卷229《经籍考》称：“宋朝唐询撰砚之故事及其优劣，以红丝石为第一 ，端石次之 。 ”如是
，列出了红丝砚、端砚两种名砚
。又引唐询《砚录》云：“自红丝石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 ，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
，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 ，归州大沱石四
，淄州金雀山石五，淄州青金石六 ，万州悬金崖石七，戎泸试金石八
，青州紫金石九，吉州永福县石十 ，登州驼基(砣矶)岛石十一
”。可视为对十一种石质名砚进行了排名 。

明人髙濂《遵生八笺》卷15《论研》认为：“古人以端砚为首
，端溪有新旧坑之分
。……歙石出龙尾溪者，其石坚劲发墨 ，故前人多用之。以金星为贵
，石理微粗 。……洮河绿石，色绿微蓝 ，其润如玉
，发墨不减端溪下岩，出陕西 ，河深甚难得也……”在髙濂看来
，最好的是端砚 、歙砚
、洮河砚，即便如此 ，在论述洮河砚之前，他仍谈了湖广沅州石砚和黎溪石砚
，其他排名更为混乱，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排名
。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古砚论》依次论及端砚、歙砚 、万州金星石砚、洮河砚
、铜雀台瓦砚、未央宫瓦砚六种名砚。明人丰坊《书诀》(该书只有一卷 ，《四库全书》提要称
，“《书诀》一卷，不著撰人姓氏 ” ，认为是“嘉靖间鄞人丰坊所作
”)则把石质名砚分为“神品”“妙品 ”二种：“石砚神品
，曰葛仙翁岩石，出唐州方城县 ，温州华严石……妙品者
，曰端溪中岩旧坑紫石，龙尾鴈湖眉石 、金丝罗纹石……”与一般人的评价又不相同 。

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08《历代书论·砚谱》首先论青州红丝石 ，其次论端州石
，其三论歙州婺源县龙尾石，其后依次论述淄州淄川县金雀山石
、青金石等等。在倪涛看来 ，主要的名砚是红丝砚、端砚和歙砚
。高凤翰的看法大致相同，其《砚史》“摹本第三十七
”称：“青州红丝石砚
，旧入砚谱，列上品 ，当在端 、歙之右。”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50《庚集中》称：“青州红丝石一
，洮河石二，端溪石三 ，歙州石四
，雘邨(村)石五，皆石也 。有玉 ，有金
，有磁，有漆 ，其类不一
。 ”如是
，则可视为排出了红丝砚
、洮河砚、端砚 、歙砚
、雘村砚五种名砚。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排名法 ，或二种，或三种
，或五种，或六种 ，或十余种
，恰恰没有四大名砚的排法 。

第三，即便是名砚 ，不同时期
，不同人士的品评也存在差异
。

如青州石末砚，柳公权评为第一 ，欧阳修则指出
，虢州澄泥砚才是唐人认为的第一名砚，而“青州、潍州石末砚 ，皆瓦砚也。其善发墨
，非石砚之比，然稍粗者损笔锋
”(《文忠集》卷72 ，《外集二十二·砚谱》) 。又如青州紫金石砚，米芾的评价最高
，他“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认为“人间第一品也 ，端 、歙皆出其下 ”(《宝晋英光集》卷8
，《杂著》)
。同为宋人，对此一种意见大致赞同 ，另一种意见反对。大致赞同者曾慥说：“青州紫金石
，状类端州西坑石，发墨过之
”(《类说》卷59 ，《文房四谱·砚谱》) 。髙似孙说：“紫金出临朐
，色紫，润泽 ，发墨如端歙
，姿殊下”(《砚笺》卷3，《诸品砚》)
。反对者胡仔说：“青州紫金石 ，文理粗，亦不发墨 ”(《渔隐丛话后集》卷29
，《东坡四》)。欧阳修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 ，亦不发墨
，惟京东人用之
”(《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 。乾隆《西清砚谱》卷23《附录》则认为紫金石砚大致和端砚
、歙砚差不多：“考宋髙似孙《砚笺》称 ，紫金石岀临朐
，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当由端 、歙既盛行 ，采取者少
，故甚少流传耳。是砚质理既佳，琢制亦精 ，堪备砚林一格”
。

一度被称为名砚第一的红丝砚
，也曾被许多名家否定。米芾对红丝砚最不看好，他在《砚史·用品》中认为 ，“红丝石作器甚佳 ”，但作为砚台
，“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 ，亦渍墨
，不可洗，必磨治之 。……慢者经暍则色损 ，冻则裂
，干则不可磨墨，浸经日 ，方可用
，一用又可涤，非品之善
”
。欧阳修认为 ，红丝砚制作精美
，可为案头陈设的佳品，“若谓胜端石 ，则恐过论”(《文忠集》巻148，《书简五》)。蔡襄的看法与欧阳修大致相同：“唐彦猷作红丝石砚
，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岩而下之 ，论者深爱端岩
，莫肯从其说 。 ”(《端明集》卷34，《杂著》)同为宋人的胡仔综合各家所说：“余今折衷此三说 ，东坡之说与彦猷合
，而永叔之说太过
。余尝见此石，亦润泽而不枯燥 ，但坚滑不甚发墨……”(《渔隐丛话后集》卷29
，《东坡四》)

至于端、歙二砚，有人认为歙砚居上 ，端砚次之。如欧阳修说：“端石出端溪
，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 。……端石非独重于流俗 ，官司岁以为贡，亦在他砚上
。然十无一二发墨者
，但充玩好而已。歙石出于龙尾溪，其石坚劲 ，大扺多发墨
，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为贵 。……端溪以北岩为上 ，龙尾以深溪为上
，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
”(《文忠集》卷72 ，《外集二十二·砚谱》)
。有人认为端砚居上
，歙砚次之。如明代著名学者方以智认为，“今以端石为上” ，“自今论之
，(与红丝砚相比)，细润发墨 ，总不如端，而歙次之 ”(《通雅》卷32
，《器用》) 。

事实上，砚台以材质论 ，有石砚
、陶砚、澄泥砚 、紫砂砚
、瓷砚、瓦砚 、砖砚
、玉砚、水晶砚 、木砚
、金属砚等多种。以砚之形制论
，有足支形、几何形 、仿生形
、随意形等多种
。以名砚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品 ，不同人士的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名品。同为一种砚石
，因为坑口的不同、地质层面的不同 、开采时代的不同，其品质也有差异 。一定要争短长 ，一定要说“四大名砚
”
，难免要进入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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